世上的变迁并不都是从激烈的形式来表现来反映的，越是在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上越能见微识著，感受到时代每一处细微的脉动，时光流转中的印痕。
结婚证书无疑是一个好的视角。
在我此次的采访对象中，86岁的韩慧如是年纪最长的一位。
当我再一次上门造访“想看看您当初的结婚证书”时，韩慧如拍拍我的头笑了，“那时候我们党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哪来结婚证书，党同意了比什么都重要，组织批准了就是最好的证明，比结婚证书硬。”
因受姐姐的影响，当年20岁的河北姑娘韩慧如来到上海后便协助姐姐做革命工作。23岁那年，地下党员李德生告诉她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急于找到可靠的伴侣，便于买房安顿开展工作。一听对方是位年轻的老党员，韩慧如心中顿时涌过一股敬佩之情。短短的交往后，1938年的冬天，地下党的一位领导握着两个年轻人的手说：“恭喜，组织上批准你们结婚了。”
婚后，两人住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一幢洋房的三楼小房间里。当时以糖果公司老板身份作掩护的秦鸿钧带着新娘子在楼里挨家挨户地拜访，称是从老家带来的，还要邻居们多照应。
新婚燕尔，两人特意去拍了张结婚照悬在墙头，在那样的白色恐怖下，结婚照对他们来说，必不可少。
秦鸿钧1937年从苏联辗转回上海后，担任着通过电台向第三国际发报通讯的工作，一直到1949年3月17日深夜发报时不幸被捕。韩慧如在生活上是对丈夫关怀备至的妻子，在地下工作中又是并肩作战的同志。
1949年5月7日，秦鸿钧等几名烈士在浦东戚家庙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8岁。
多年来，韩慧如一直把秦鸿钧的照片挂在床头相伴，“这辈子终归是他的人”。
“为了党的事业走到一起，结成夫妻。”这并不是秦鸿钧韩慧如两个人的故事，而是许许多多当年地下工作者的婚姻真实写照。
出生于1920年的丁景唐老先生离休前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翻了一天才从箱底翻出他那张1940年的结婚证书。不过，当他从圆筒套中抽出奖状般大小的结婚证书展摊在我眼前时，那精美的画面、华丽的色彩不由让人眼睛一亮。
证书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的，福州路上有专门的喜事店出售。在小天使射出爱神之箭的图案下，写明结婚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各盖上印章。还有主婚人、介绍人、证婚人的姓名、盖章，很是严谨。证婚人总是请一些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担纲。丁先生请的是当时沪上著名的律师蔡六乘，证书中上方贴有壹圆的印花税票。丁先生回忆说，这是国民政府规定的结婚税，在四十年代结婚的人政府要求缴印花税。丁老先生说他当时的婚礼也算是新派的，请了傧相，新郎、新娘完全是西式打扮，连婚宴的菜式也是西式的。
时隔八年之后，当陆陶和严芯娟在八仙桥青年会九楼西厅缔结百年之好时，像许多当时时尚男女一样，在报纸上登照片发消息。因为陆陶先生是记者，报社免费为员工提供了版面，更因着“无冕之王”的身份，他颇有面子地请到了市长做证婚人。
陆先生说他并未去民政局“结婚登记”，“旧社会的民政局”是要统计人口、报出生、报死亡、特别注重及龄壮丁的抽取，对于结婚登记的事，认为极不重要。只要不偷偷摸摸地同居，敢于公诸于亲友的结合，就算合法夫妻。
虽然在“文明”方面旧政府也提倡一夫一妻制，可一夫多妻的现象已多得令人不足为奇；虽然早在1936年上海就首次出现了集体婚礼这种全新的结婚形式，但大多数普通百姓的结婚程序仍是沿袭老法，从订婚到结婚大约分为请庚、探问、定亲、报期、行盘、妆奁、迎娶、拜天地八个步骤。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有结婚证书这一说。
至于结婚证书，陆老夫妇仍习惯地唤成“龙凤证书”。证书一人一张，面积相当于铺开的四开小报，面子是大红缎。里面精印着彩色的鸳鸯戏水、并蒂莲、连理枝图案，新郎新娘、介绍人、双方家长、证婚人的签名都用毛笔写，“绸缎很滑的，我们在肥皂上将笔头磨了蛮长时间才写上去的呢”。
在记忆中藏得最真切的永远是细节。
1966年，红卫兵小将去陆家抄家，一看见如此“反动”的结婚证书，理所当然地弃如草芥。相比之下，丁景唐先生因保护有方，他那张珍贵的结婚证书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成了我此次专题收集的“一号藏品”。
1931年12月1日，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婚姻条例》。这是党关于婚姻制度大革命的第一个法律文献。1934年4月8日，委员会又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在这两部法律里，首先明确了男女婚姻自由，废除了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再者推出实行了一夫一妻制，是对传统纳妾制的彻底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于1950年5月1日正式颁布。
双双从上海当时颇有名气的同德医学院毕业的周梦麟和谢文岚，1952年3月31日登记领证，结成了夫妻。《婚姻法》中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周梦麟和谢文岚结婚时已过了26岁，可谓晚婚了。两人清楚地记得，先去指定的市级医院做了婚前检查，然后带着各自的户口簿（当时最重要的证件）、婚前检查表到上海市人民法院公证处领结婚证书。
当夫妇俩从一只长方形铁盒中取出那张编号为“1952年中结字第666号”的结婚公证书时，我惊诧于它的“薄”和“厚”。这张结婚公证书是一张像奖状般大小粉红色的半透明纸，再薄一点便成了透明蒙抄纸（历代结婚证里最薄的）。而厚的感觉呢则源于公证书上那些颇吻合时代特征的文字。除了写明双方出生年月和籍贯外，还有“双方自主自愿结为夫妻并愿互爱互敬互相帮助互相抚养和睦团结”，充满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最终提出希望和要求，“为家庭幸福和新社会建设而共同奋斗”，新中国成立不久，为新中国奋斗的意识无处不在。
结婚双方在并排贴着的一寸黑白照下签名，两人的毛笔字不相上下，俊逸潇洒一如其人，签完名还得加盖私章，同样，公证人也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周先生笑着对我说，那时候的人好认真，我们去领证了，法院公证处的同志还盯着我们问“肯定自愿吗？”至于是否交费，周先生印象中是交了，但费用实在想不起来，“总之很少”。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他们家看到的一本订婚证书真可称得上精美豪华。翻开印有“美满良缘”大红硬面，在富贵牡丹和吉祥鸟的簇拥下，订婚证书上将订婚人、证明人、介绍人、家长以及订婚典礼地点叙述得一清二楚，文笔甚美。时间是公元1951年1月20日。样式风格与丁景唐先生的结婚证书大同小异，周先生解释说当时尚处于一个某些观念新旧交替时期，社会上对某些旧的风俗存有一定的认同感。这大概就是他们夫妻既要遵从长辈旨意先举行订婚仪式、交换信物（互赠刻有自己姓名的白金戒），也会自觉地去法院公证处登记结婚的原因。
领完证对他们来讲婚姻大事还没完，由于当时不需单位证明也可领证，所以要让周围的人知道或认可，必须“办”一下，而且一领好证就要“办”，“办”包括发喜糖和请喜酒，为此他俩花了两个月的工资。“不作兴像现在有的小青年领证书一年两年后才办酒水。”我问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夫妻俩异口同声回答：“当时就不作兴，不办好像没结过婚似的。”
一直到现在，结婚要请亲戚朋友喝酒，“办喜事”那天才算结婚的观念在一定范围内还颇为流行。
29年前，当26岁的上海知青董志驹和胡兆兰在新疆兵团领到两张印有毛主席语录的结婚证书时，共付了4毛钱手续费，团里的干事表示恭喜的一句话他俩记忆犹新：祝贺你们成了革命夫妻。
1966年，高中毕业在家的董志驹、胡兆兰告别爹娘去远方。
同属于永嘉街道的董志驹和胡兆兰乘着一趟列车，去新疆奉献青春。因为同分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第八师一四二团，因为是老乡，因为吃着同样的苦，两位上海知青在新疆垦荒的同时，也瓜熟蒂落了彼此的感情。先打报告给连指导员，然后上报到营再上报到团，各级机关批准后，在1969年11月26号这天，董志驹怀揣团部医院体检合格证，结婚照片当时是划为“四旧”之列，因此就免了。他用自行车驮着新娘子颠了半小时的羊肠小路，领回了两张印有维、汉两种文字的结婚证书，“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论联合政府》”毛主席语录也是一丝不苟地用维、汉两种文字醒目地标在证书的封面和底面。由此可见，那时伟大领袖的指示遍布四域，工作本、日记簿、结婚证……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不同语录都有适用的地方。
凭着这张结婚证书，夫妻俩回上海探亲时选购了一只五斗橱。
几年前，董志驹夫妇作为人才引进回到上海工作。现任长桥中学教导主任的董老师告诉我，上海的政策真不错，他听说在兵团里和上海人结合的外地人，有的就凭着结婚证书来沪定居，一家团圆在上海。
毕业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顾伟文1997年12月17日兴冲冲地拉着河北姑娘高琼去杨浦区民政局登记时，一激动忘了个程序：带上高琼姑娘的户口薄，虽然他俩没能在小顾精心挑选的“要儿要妻”之日拿到“结婚证”，但很快便在圣诞节的钟声里领回了大红结婚证。
他俩的结婚证书是相当规范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监制，第一页上盖有民政婚姻证管理专用章。
两人婚前体检的费用一共是240元，领证时现场拍两寸彩色结婚照，用去40元，两张结婚证书总共38元，还包括几张大红的喜字剪纸和新婚必备用品。
九十年代商机四伏，婚姻登记点旁也添了不少服务机构。要拍婚纱照吗，婚纱公司的广告随你挑选；想要保险吗，保险公司顺应时事地将新婚保险险种推到你的面前。
现今上海已有25个婚姻登记点，收费情况各自有“情况”。除去定价的结婚证书工本费外，各个登记点也推出各种新婚服务，接受与否，随人而定。
自1950年5月l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以来，只有户口簿一直是领证前的必备证件，至于后来的单位证明、居民身份证、境外婚姻证明、时有时无的照片和婚前体检证、再婚者所提供的离婚证件等则是“情况不同了，政策在调整”的产物。
据一位老民政说，他以前粗粗算了一下，结婚证书大概有40多种用途。而按市婚姻管理处的董青宇主任的话来说：在今天，人们越来越重视结婚证书。明白结婚证书在法律意义上的“一纸千金”，明白了领到结婚证便是被法律承认受法律保护的最关键的用途。
近两年来，每逢8、18、28，或者历书上的黄道吉日，去登记处领证的男女总特别多。今年1月8日，应了谐音“一九九八要发”。徐汇区民政局结婚登记处的工作人员一天为74对新人发证，创下区一天发证量的历史最高纪录。
结婚证书上要留个好日子的纪念，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现代人对这本证书的看重。
领结婚证被人戏称是生活中另一种驾照。
从太平天国文物中所发现的“合挥”，上面载有婚姻当事人的姓名、年龄、籍贯，由政府发给双方收执，类似于今日的结婚证书，使婚姻得到国家的保障。几经演变，未来的结婚证在形式上可能还会有些细微的变化，但有一点我们似乎可以放心，新婚夫妇不必拿着证书才能买到家具什么的。
结婚证书的作用越来越单一，功能越来越单纯，真的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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